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司法改革总体方案统领下，坚持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国家的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紧紧依靠省级党委的领导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正确处理好省级司法机关同地方党委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政治、法治关系，从政治、法治的有机统一中推进省级以下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在整体推进和局部试点齐头并进中逐步改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体制机制。
当然，笔者以上所言也只是一个思路。重典治国的策略在短期之内可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而在现实之中，这种情况之下行贿人所为之行贿很多时候并非自愿而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人根据法律、政策符合条件，有资格，也应当得到某种正当利益，如招工、晋升、分房、办理某种手续等，但由于社会上存在着不正之风，一些人不给钱不办事，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得已送钱送物。当然，笔者并不是否认行贿行为所存在的社会危害性，也并不反对对于行贿行为加以处罚，但是实际上，行贿行为在很多情况之下并非那么罪大恶极。进入专题： 行贿罪 量刑规则 。如果说行贿人出于自保原因不愿意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的话，这一问题还可以解决。（二）攻守同盟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造成错案的直接后果就是不能严惩犯罪，背离罚当其罪、罪刑相应的法律原则，极大地破坏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公正形象，严重挫伤广大群众举报监督职务犯罪的积极性，不利于惩恶扬善良好社会风气的建立。
但是，若一味地强调加大处罚力度却未必就能够合理、妥善的解决相关的问题。另外，还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国家工作人员的信念教育，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抑制行贿犯罪的发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和政府依法治理社会、社会依法自治，全民自觉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中共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提出了解决当代中国公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思路。第三，明确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每一次修宪、每一条修正案都是对宪法本身的重大完善，更是对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制度的法制化和定型化，都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所以，法律体系是法治体系存在和运行的基础。1982年《宪法》是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会公平。罗尔斯（John B．Ｒawls，1921-2002）、菲尼斯（John Finnis，1940-）、金斯伯格（Morris Ginsburg，1933-）等主张形式正义的法治。它要求在公共领域公正地对待和确保每一个人的权利，各种职位对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开放，允许并鼓励不同阶层、地域互相开放，允许社会成员自由流动。2.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国家治理能力，既指各主体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执行力，又指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力，还包括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
最近几年频频曝光的官二代、官三代违规担任公职和领导干部的事件在媒体上被广泛议论，根源就在于它们破坏了机会公平、平等竞争的底线，泯灭了其他竞争者脱颖而出的梦想和预期，触动了广大平民百姓渴望机会公平的神经。臭名昭著的南非白人种族政权、以色列复国主义者都是在法治的名义下放肆地侵犯人权。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从治理客体角度，包括经济治理制度、政治治理制度、文化治理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治理制度等。
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列，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上述意义是互通的，为我们理解和谐概念和作为国家和社会理念的和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依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迷信神明裁判。这个转型是法治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型，是中国法治转向科学发展的过程，需要为此付出艰巨的努力。
和谐精神的导入，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超越中国传统统治和西方传统治理而走向善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秩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秩序，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是社会组织健全，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秩序。第四，信息畅通，便于全体公民了解情况，亦即具有政治透明性。第三类是特殊人群、社会相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主要是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的权利。它一方面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合作经济、股份合作经济等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相继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快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
二要致力于引导和维护人与社会和谐，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和谐，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居民与社区的和谐，群体（阶层）与群体（阶层）的和谐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总目标。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已有的空间已不能适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需要，而要通过修宪来扩充改革开放的制度空间。特别是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不能简单依靠国家强制力、甚至国家暴力去压制，不能用行政手段摆平，也不能套用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的老办法，而是要通过法治方式、回归法治途径，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把维稳建立在维权的基础之上。
基本权利主要是指人权和宪法宣告的公民基本权利。[21]李适时：《充分发挥立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载《求是》2014年第6期。
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一方面明确了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表明国有经济的实现方式并非一定要由国家经营，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精神。[29] 法治强国有多层含义：第一，法治是实现强国的手段，实行法治是强国之路，故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保证其有效实施，推进和保障国家强盛目标的实现。总之，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贫富差异，法律上一视同仁。其基本原则已经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空间。
机会公平还应当包括代际平等。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良法的基本价值，提供善治的创新机制，法治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和决定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2.公正价值 公平正义是现代法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回答只有一个：中国法治作为现代法治，不仅应当是形式上的法律之治，而更应当是良法之治。第四，在原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之后，增加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由一整套制度构成，包括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政策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制度体系。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等方面形成了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并在党章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规定。进入21世纪以来，和谐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价值理念和标准，成为统摄一切价值的元价值。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世界元素和中国标准而言，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当属其基本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16] 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也是国际社会的潮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29]胡建淼：《走向法治强国》，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他曾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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